四代香港人


四代香港人

轉貼自:http://xiaoshousha.blogspot.com/2009/08/blog-post.html

不少資深中環友,都是呂大樂筆下的「第二代香港人」(以下簡稱「第二代」,即 1946-1965 年間出生)。英文的說法是 Baby Boomer,即是「戰後嬰兒」。他們也許在內地出生,然後隨父母(戰後來港的「第一代香港人」)南下(例如:陳冠中1952-),又或者是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廣東人。他們於七十年代初大學畢業,受過殖民地英語教育,畢業之後剛好遇上香港經濟起飛的年代,而中國大陸依然重門深鎖。

「第二代」當中,有些(尤其是港大校友)加入港英政府做政務官(例如:任志剛 1947-),有些加入商界(尤其是老牌英資公司),從 Management Trainee(行政練習生)做起(例如:張永霖 1948-),然後沿著企業階梯一步一步往上爬。他們得享天時、地利、人和,步入中年之後,不少人在事業上都有一番的際遇和成就。好運的話可以被港英政府收編,晋身統治階層分享權力,差一點的也可以成為專業人士,過著舒適體面的中產生活。

呂大樂指出,「第二代」生于匱乏的戰後年代,他們通過以淘汰考試為主導的精英教育制度的考驗,視競爭為人人均需要服從的鐵律,幷且(在上位後)將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則 (Law of the Jungle) 發揚光大。呂大樂 (1958-) 自己也是「第二代」,在<四代香港人>中卻狠批「第二代」,認為他們在成長期間得到社會提供許多機會,上位之後卻沒有擔起歷史使命,為下一代提供一個更開放、更公平的環境,對年輕一代亦缺乏包容。

呂大樂的<四代香港人>是一本好書,薄薄的袋裝書,不夠一百頁,很快讀完,而且書價便宜(三十元),是港式茶餐廳的套餐價錢。這本書觀察敏銳,道出不少香港人的心聲,因此在主流傳媒以及互聯網世界都引發不少討論。學者著作能够雅俗共賞,引起廣泛的迴響,在香港來說是异數,非常罕見。不少評論都指出,這本書的主角(或者應該說是大奸角),其實是「第二代」。

「第二代」犯衆憎,不但因為他們虛偽,而且因為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,犧牲了別人的下一代。是香港人都知道,「第二代」裏面當官的一群,不但沒有為下一代造就發展空間,而且過河拆橋,一手拆毀曾經協助自己向上爬的社會階梯。九七之後,他們為了向偉大祖國投誠示忠,推行各項教育改革(例如:母語教學、微調方案、愛國教育、通識教育、三三四學制),令出身寒微的「第四代」(1976-1990 年出生) 成為白老鼠和公認的次貨,在就業市場上缺乏競爭能力,再無出頭的機會。香港家長提起教育改革,無不咬牙切齒,恨之入骨。

另一方面,正如呂大樂所指出,九七之後,「第二代」就算受到勞動市場的衝擊,也有一定的自我保護能力,他們當中的高官或者高層,透過推行彈性雇傭制度、合約制和降低入職起薪點等各種措施,有效地肥上瘦下、成功自保。他們的下屬「第三代香港人」(即 1966-1975 年間出生) 因此被合法地剝削和壓迫,無法規劃自己的事業與人生。第三代上位無望,只能眼巴巴地看著從小被灌輸的「香港夢」(不論出身只要努力就可以改善物質生活以及向上爬)破滅。呂大樂說,「第三代」比「第四代」更懂得「第二代」的語言(包括理解字面意思以及推敲弦外之音),但是討厭他們的虛偽,只是苦于缺乏權力和金錢,難以抗衡。

換言之,「第二代」同時犧牲「第三代」和「第四代」的利益來自保和自肥。九七之後的香港當權者,跟內地的官員一樣,吃祖宗的老本,斷子孫的後路。他們的做法十分符合中國國情,證明香港正在迅速大陸化。

第二代對就業市場的貢獻

而「第二代」對就業市場的貢獻是:十年教改,公營教育體系已經爛透,無可救藥,中產家長以及大機構(尤其是跨國企業和投資銀行)已經對港產的大學生失去信心。于是出現一個非常諷刺的現象:港產的大學生,在自己的地方,給自己人歧視。連我這個「第三代」隊頭,拿著本地老牌大學的陳年學歷,若干年前見工時也聽過以下的說話(來自一個扮演獵頭族的鬼婆):We prefer overseas graduates because they have the same wave length with our clients. 我的答案是(笑笑口):So you are suggesting that I am ET? (按:那份工應該是「假盤」,鬼婆見我旨在攞料,因此母須同佢客氣。)

今時今日,有理由相信歧視本地學歷的情况只會有增無减。這個暑假,出身普通家庭的「第四代」,拿著九七後的本地大學學歷,到各大機構見工,會有甚麼際遇,可以想像。想聽年青人的心聲,請到本地各大網上論壇,然後點擊「求職面試」。

「第二代」當然明白自己所幹的好事,也很清楚就業市場的狀況。私底下,他們對求職面試的看法非常負面,我認識的一位銀行界前輩就講過:「叫我去見工,咪即係送上門俾人玩!」(廣東話:俾人玩=被欺負)他的另一金句是:「後生仔出嚟做嘢,千祈唔好諗住有嘢學!」(年青人出來社會工作,千萬不要期望可以學到甚麼!)從小朋友的角度看,他正一「屎忽鬼」(廣東話:屎忽=屁股,「屎忽鬼」乃英文 Asshole 之港譯)。前輩是典型的「第二代」,七十年代初本地老牌大學畢業,一輩子服務同一間銀行,從未轉工,有份賣「累埋兄弟」。前輩於金融海嘯之後退休,如今生活優悠。

正是:殺人放火金腰帶。

上了位的「第二代」通常把求職面試當做一場戲,又或者純粹程序上的需要,他們習慣把注意力放在幕後的權力爭逐之上,因為他們都是典型的「政治動物」(Political Animals)。上文提及的左丁山(香樹輝)在<蘋果日報>的專欄<GG 細語>中,寫到金管局總裁的任命,是這樣說的:

「凡係大機構招聘,即使在報紙賣曬廣告,從來都係形式,有頭有面有料之人,除非突然間儍咗,絕對唔會主動自動寫求職信慨,梗係獵頭公司打電話上門游說,先至够塵啦。劉健儀劉江華等人話要向寫咗百幾封求職信仍未找到職位的人交代,實在令人發笑,呢類人士即使值得同情,亦冇理由有資格做金管局總裁慨啫。大機構搵到獵頭公司,其實已係心中有人,搵獵頭族代勞做場戲而已,又或者叫獵頭族搵十幾個人嚟揀嚇,你估真係自動寫信應徵就得呀?」

直升機父母替兒女鋪路

以「第二代」的心態,當然不會容忍自己的孩子(第四代)在求職的過程中受盡奚落和欺淩,然後打一份月薪幾千元的 Dead-end Job,又或者做幾乎沒有底薪的推銷員,被老闆灌輸各種不良銷售手法,然後向老弱婦孺偷呃拐騙,萬一達不到指標就變成欠貴利,立即有(同一個老闆轄下的)財務公司上門收數。「第二代」口中說競爭是硬道理,擁護自由市場的規律,服膺弱肉強食的森林法則,但是私底下絕對不會由得自己的孩子被人欺負。面對就業市場的惡劣形勢,他們絕對不會袖手旁觀、坐視不理。

「第二代」於是會動用自己的人脈關係為兒女尋找暑期實習工、全職的工作機會、生意夥伴以及投資者,甚至結婚的對象(因為婚姻也是一盤生意,是財富轉移的大好機會)。他們會透過「自報家門」式的個人專訪,展示自己的人脉關係,明確地告訴兒女的未來雇主(或者買家),自己是那一個小圈子的人,如果你雇用我的兒女,會有甚麼好處 (即是利益交換)。同時藉此機會,警告兒女的未來上司和同事,不要欺負我的心肝寶貝。他們也會自掏腰包,為兒女在主流傳媒購買版面或者時段,爭取曝光的機會,藉此提高知名度。他們亦會為兒女安排個人專訪、出書和製作商品。如果兒女選擇創業,他們也會出錢出力幫到底。

上了岸的「第二代」,比一般的中產父母更加著緊兒女的前途,更擔心兒女會成為惡性競爭的失敗者,也更害怕兒女向下流動。因為在港式思維中,這樣不但意味著他們為人父母的失敗,也意味著整個家族步向衰落,當中牽涉到許多利益分配(例如:政界、商界以及功能組別中地盤的劃分),不單是面子的問題。有錢有面、有權有勢的人比一輩子挨窮的人更怕窮,更怕淪落,這個道理,務實的香港人一定明白。「第二代」都是「直升機父母」 (Helicopter parent),Hands-on 到不得了,從子女出生的那一天起,就在孩子的頭頂盤旋不去。他們向來積極介入、規劃和管理子女的人生,而就業是人生的重大關口,更加不能不管。

曾蔭權 (1944-) 就是一個好例子,九七前他涉嫌利用官威向醫務委員會施壓,藉此保障兒子的前途。1995 年政府通過<醫生注册修訂條例>,當時曾蔭權的長子(曾慶衍1976-)正在英國修讀醫科。1996 年 10 月,曾蔭權用財政司辦公室的官用信箋,致函醫務委員會主席楊紫芝,指新法例推行過急,海外學子根本沒有時間作相應安排,促請醫委會修例,豁免海外醫科畢業生,免他們回港後要考試後才能執業。事件曝光後,曾蔭權強調自己無意以官職身分影響官員修例,但又說政府會協助醫委會修例。他是否公器私用,自己想。

相比之下,向來進退有度的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 (1952-) 就聰明得多。今年六月中,他主動致電商業電台的烽烟節目<在晴朗的一天出發>,分享對正生書院的看法。起初他心平氣和,但是當談到在電視上看見正生書院的學生哭泣,肥馬(馬時亨的外號)立即曬下男兒淚,在大氣電波中邊哭邊說:「點解咁樣對我哋嘅年輕人?咁樣傷害佢哋?係香港人嘅悲哀。」大半生縱橫財經界的肥馬為誤入歧途的年青人仗義執言,令不少人對他另眼相看。七月初(即是兩星期後),由馬時亨長女馬露明所創辦的 JEMS 教育中心正式開幕,根據傳媒的報導,該中心致力「為每位小孩帶來最大的潜能,通過為六至十二歲小孩提供的道德觀、社交概念及公民意識教育令他們成為年輕小領袖。」肥馬的哭腔跟他女兒的事業有何關連,自己想。中國人的古老智慧,是甚麼人騎甚麼馬,下屬不可以比上司聰明,難怪肥馬會捨棄煲呔。

還有另一個好例子,是某位女高官。她運用自己的人脉關係,令兒子母須參加面試,就可以成為國際慈善組織的義工,到發展中國家見識窮人的苦况。去第三世界做義工都要靠人事關係?對,因為那是有名望的國際性慈善組織,有助執靚兒子的 CV(履歷表),講究企業社會責任 (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, CSR) 的跨國企業見了,會有分加。女高官見多識廣,為兒子設定高遠的目標,她不會像本地的中產父母一樣,讓孩子為中國人的慈善組織做義工,因為它們只會指派大學生替豪門二奶保管名牌手袋,又或者要求你認真地學習<奧運精神與儒家思想的關係>、<從舉辦奧運看中國的和平崛起>等材料,然後清晨四點起床,經過繁複的安全檢查手續,進入馬場乾站八小時,期間不准打傘。

曾蔭權、馬時亨和女高官都是典型的「第二代」,擅長計算,表裏不一。面對鏡頭,他們會說「年青人不要介意薪金,最重要是吸收工作經驗,為未來打好基礎。」私底下,他們會用盡一切方法,確保自己的人脈關係和社會地位,可以傳給下一代,以及保證他們在激烈的競爭中能夠保持優勢。

香港變成階級社會

今日的香港,慢慢變成一個階級社會,父母的出身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能走多遠、能爬多高。在求學或者就業的階段,已經不再是孩子之間的競爭,而是家庭與家庭之間的競爭。沒有家庭背景的年青人,在就業市場上將會處于劣勢。間中有一兩個窮孩子的際遇特別好,有望上位,尚未成功,就已經會被主流傳媒捧到半天高,附加大大隻字勵志標題:「你打我唔沈,勤力就會有位企」、「我得你都得,香港一定得」。然而,那是例外而非常態。今日的香港,已經是「明明(以前)得(依家)變咗唔得」。(廣東話:依家=現在)因此,不少香港土生土長的中產夫妻决定不生孩子,寧願養猫狗。

香港的娛樂圈是一個好例子,今日有許多不會唱歌不會演戲的新人都是有錢人的孩子,演藝界已經不再是讀書不成的窮孩子的出路了。近日橫掃書展的「o靚模」也許是例外,好幾位露胸滴奶的美少女據說都是新移民,是中港婚姻的優良產品,難怪一副戰鬥格。有身材的女孩子還好,可以藉「天賦」本錢殺出一條血路,男孩子就比較麻煩。周潤發 (1955-) 如果遲生三十年,今日恐怕沒有機會入行,要一輩子當郵差(發哥真的做過),因為 TVB 寧願簽有錢仔林峯,而藝員訓練班亦早已停辦。至於參選港男這條路,發哥後生好鬼瘦,就算他濕身激突,恐怕亦無勝算。

在這種情况下,越來越多讀書不成、出身低下階層的年青人找不到出路,感到人生沒希望,青少年問題(例如:吸毒、援交、搶劫、盜竊、輟學)只會越來越嚴重。而低下階層的精英無法向上流動,也意味著整個香港的沈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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